隐蔽战线留下一座座历史丰碑

　　不同的战线，共同的信仰。隐蔽战线的革命前辈生前大都默默无闻，却为共和国留下了一座座历史丰碑。

　　历时三代人找到革命真理

　　被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熊向晖，年轻时通过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逐渐感受到一股进步的力量。即便那时他连长征都不一定知道，却受到这股力量的感召而向往革命，拼了命地要去找共产党。这就是追求进步、追求信仰。

　　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被称为革命“红色血脉”建立者的吴德峰，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期，也谆谆教诲子女：“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时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这是他一生的坚定革命信仰和信念。

　　我们党第一部电台发报员、红色密码通讯第一人张沈川，始终坚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真正为国为民求解放的。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默默奉献以及不图名利、无怨无悔，始终装在他的脑子里。

　　张沈川曾三次遭到国民党通缉、三次生重病，还坐了六年半的国民党大牢。1925年患急性赤痢，1930年患严重伤寒加肺结核，特科领导看后都要求为他准备后事了。1949年，他又先后三次行胸廓改形术，割去左胸八根肋骨、左肺压缩，不能呼吸，实际已成了个残疾人。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对党的事业的信念，没有摧毁他为国为民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被傅作义称为自己“左膀右臂”的地下党员闫又文，直到去世前也没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他从干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带着牺牲精神，从来不求名求利。

　　在最危险时期帮助了党

　　在反共高潮时期，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一些党组织紧急撤离。因形势危急，走的时候都没有来得及留下联络方式。这个“断线”的过程，是非常考验人的。因为得不到组织的指示，有的人选择了撤离。但更多的人依然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发挥作用、进行活动、开展工作。这个坚持是非常有意义的。

　　杨登瀛原名叫鲍君甫，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影响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时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回国后即参加五四运动。因其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内心又同情革命，逐渐为特科工作。

　　1928年，经陈立夫、张道藩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由此，鲍君甫正式化名杨登瀛，开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活跃于上海滩。

　　在周恩来、陈赓的直接领导下，杨登瀛不仅为我们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参与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彭湃、杨殷等同志的行动，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的行踪，以及报告山东省委书记叛变等情报。这是发展使用非党情报员的一个成功范例。

　　1931年4月，杨登瀛被捕入狱，遭到国民党的恩威兼施，却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摆纸烟摊为生。1969年，杨登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召见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告诉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恩来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险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在关键时刻没有叛党，源自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的一生，只有对革命的付出，却别无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