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近代上海这块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空间，何以成为中共“初心之地”？

　　【编者按】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在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看来，原因有各种，其中城市空间是一个重要因素。上海城市众多的街区、建筑为建党人士提供了多个活动空间，由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以下是他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演讲。

　　明年，我们就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总书记总书记说，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相关的研究有很多，列出的原因包括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组织基础等。我今天主要从城市空间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角度，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些重要特质

　　先来谈谈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城市迅速成长，工商业发展，出版业繁荣，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由此，上海逐渐呈现出一些特质。我简单梳理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的工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这使得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最庞大的一支队伍。陈独秀曾反省，五四运动后，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则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上海工人公开提出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目的是为了“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工人阶级的成熟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上海建立各种连接外国的远洋航线，成为中国最先结缘全球化的城市。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因幡丸”（InabaMaru）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到1920年12月15日止，两年内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联袂留法，其中包括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等，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外，当时有50多个国家的10多万外侨生活在上海，爱因斯坦、卓别林、萧伯纳、杜威等名人先后访问过上海。

　　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讯，新思想、新思潮迅速传播，使得共产国际将上海视为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1920年维经斯基来到上海，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维经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主席。

　　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中心和思想舆论传播重镇

　　如果说，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些基本“硬件”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条则是不可或缺的“软件”：上海是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催生和集合着一批新型知识人群体。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就已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思想活跃的群体。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亦借此应运而生。福州路文化街上，聚集着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后来被誉为“民国三大书局”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就在这条路上。

　　文化的“工业化”初步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地位，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报刊，迅速地制造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传播媒介所形成的网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也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并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

　　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马克思主义学说也逐渐传入上海。1898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1907年，上海的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面。此外，重返上海的《新青年》迅速转向，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先进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社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氏成为该社的辅助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