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由此“破题开篇”——重温45年前邓小平“北方谈话”

1978年9月，北国大地，秋高气爽，色彩斑斓，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与往年不同的是，在这个焕然新生的秋天，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历史阴霾的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惊喜地收获了一份重要的无形思想财富——邓小平“北方谈话”。邓小平“北方谈话”，是秋天里的收获，但仔细品读体味起来，却能给人以春天般的感受。它已伴随我们走过了改革开放的45个春秋。

1978年9月8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9月13日，他离开朝鲜回国，途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取道唐山、天津回北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在与现实的接触中迸发思想的火花，推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历史的进程，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为生动的工作方式。1978年9月13日至20日，在这次刻意安排而又极其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中，邓小平不顾74岁高龄和旅途疲劳，一路上考察企业、听取汇报、发表谈话，风尘仆仆，不知疲倦，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深入问题实质的洞察力，带着对国家发展、人民富裕的忧患意识和热切期待，走一路讲一路，先后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史称邓小平“北方谈话”。

今天，重温45年前的邓小平“北方谈话”，以新时代的广阔视域深刻领悟“北方谈话”中蕴含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崇高原则，高超的决策艺术和非凡的领袖风采，在倍感亲切的同时，不禁引发我们对邓小平“北方谈话”历史地位、意蕴价值、时代意义的深入思考，获得对坚定不移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深刻启迪。邓小平“北方谈话”涵盖广泛，寓意深刻，有的放矢，主题鲜明，切中时弊，深刻揭示矛盾，言人所不敢言，提出了许多较过去带有突破性的重要观点，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历史大转折前夕对许多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为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吹响了号角，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来源，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中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政治基础。邓小平“北方谈话”，正是邓小平理论进而也是开创中国道路的破题开篇之论。

01

沿途“到处点火”：发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先声，急切呼唤“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先声，正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发出的。1978年9月17日下午，邓小平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听取司令员李德生汇报后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形象地称自己的谈话为“点火”。他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是指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邓小平在广州考察时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问题。”“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是指1978年1月31日至2月3日，邓小平在成都考察时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就是指1978年9月这次北方之行所发表的“北方谈话”。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1982年9月，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时回忆道：“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还以愉快的心情表示：“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师以上干部

邓小平沿途“到处点火”，实质上是他以超前的战略思维和超凡的理论勇气用新的思想理念去冲击传统思维和旧观念束缚，也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包括邓小平“北方谈话”在内的“三把火”，点燃了使中国发生巨变的星星之火，燃遍了当时的神州大地，为两个多月后的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做好了重要的思想发动和政治动员。

02

打破思想“禁区”：定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之基调，坚定申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北方谈话”多次谈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问题，确定了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调，这对当时刚刚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很大支持和推动，也催生了东北三省乃至全国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9月14日晚，邓小平乘专列由大庆抵达哈尔滨。9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后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思想意识还这样禁锢，‘两个凡是’没得到彻底清算，那么政治路线，立国方针就无法端正。”“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在彻底清除帮派体系和打砸抢分子的同时，查清事实真相，为老干部落实政策，并根据工作需要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9月15日晚，邓小平抵达长春。9月16日上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后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后在讲话中指出，“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对自己的“北方谈话”进行了一次总结。他对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过去不能碰‘禁区’，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吉林视察

邓小平的北方之行，可谓是冲破“两个凡是”羁绊、走出思想解放“禁区”的一次“破冰之旅”。在邓小平到京的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在任仲夷文章的右侧，是报道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会的新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进步伐》。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已经有20多个省级地区的主要领导人表明立场，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支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邓小平“北方谈话”后，东北地区乃至全国迅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高潮，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03

跳出“那个圈子”：开中国体制改革之先河，率先提出“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1978年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动和政治地位的上升，邓小平终于可以把思考很久的问题讲出来了。首开中国改革之先河的，正是邓小平“北方谈话”。

1978年9月13日傍晚，邓小平在吉林省陶赖昭车站，同前来迎接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见面并听取汇报。9月15日，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他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邓小平还指出“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体来说，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邓小平还举例说：大庆要进口某件设备，本来经过党委就可以解决，就是转圈子定不下来，拖了一年。这充分说明了旧体制导致效率低下的实际情况。

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北方大厦接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以及共青团黑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

9月16日上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工作汇报后指出：“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9月16日晚，邓小平抵达沈阳。9月17日，上午听取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等人汇报；下午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听取司令员李德生汇报后发表讲话。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邓小平说：“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9月18日，邓小平抵达鞍山，上午视察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下午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并讲话。在谈到企业改革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这些，都是基于同样的思路，实际上是明确提出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的问题。”

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对当时中国经济领域及上层建筑方面的落后现状给予严正批评，为中国大刀阔斧进行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留下了巨大的改革空间。

04

树立“世界”眼光：奏中国对外开放之序曲，大声疾呼“关起门来不行”

“开放”一词早已有之，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对外政策，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提出要“走出去”，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把它“引进来”，用以改革和改造我国的企业，奏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曲。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朝归来，在本溪火车站发表简短谈话。他对中共本溪市委负责人说：“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长期把自己锁在本乡本土，不了解外界，不与外界交往，闭关自守，只能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邓小平那种急切、焦灼的心情。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视察辽宁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邓小平“北方谈话”在表现出急切紧迫感的同时，更流露出奋起直追的愿望和信心。9月18日，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工作汇报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从上述的谈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不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而且总是以开放的视野，在把我们国家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对比中做出正确判断，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05

正视“落后”现实：揭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关键，动情诠释“必须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中国道路根本任务和价值目标的科学揭示，是邓小平理论中的关键课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概括，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作出的；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命题的揭示和开创性论述，则要追溯到1978年秋天的邓小平“北方谈话”。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抵达大庆。面对住了近三十年“干打垒”的石油工人的工资和住房情况，邓小平说，“大庆贡献大，工人工资太低了，应该提高。房子要盖得好一点，要盖楼房，要搞建筑材料。”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视察大庆，指导工作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这次讲话给在场的人以很强烈的震撼。9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一改往日的庄重严肃，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在“北方谈话”中，虽然邓小平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但他对于“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论述却展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核心思想。这是当时邓小平思考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基本点，也是他此后领导实现中国历史转折的基本思路。

“北方谈话”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先声，点燃了照亮中国道路的智慧之火，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引领中国抓住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北方谈话”定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之基调，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在历史转折前夜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了许多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办法，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北方谈话”开中国体制改革之先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中国改革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我国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北方谈话”奏中国对外开放之序曲，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全球视野，冲破思想的桎梏和羁绊，引领中国打开国门，迈出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北方谈话”揭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关键，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把对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上，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能量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被再度激活。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在大庆油田和采油女工在一起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无论时代和世事如何变迁，总有一些重要的时刻和声音永恒地留在历史的辉煌长卷上。邓小平“北方谈话”的一幕幕、一席席、一句句，犹如一面旗帜引领着后来人不断破陈立新，为中国新的发展指明方向，又似一阵警钟常常敲响在中华大地，告诉中国人民要铭记历史、不断开创新的未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昂首阔步，勇毅前行。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